LSD 42｜《美》：当我们拒绝成为对方

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扎迪·史密斯的《美》（On Beauty）的新译本。以下是当年写的书评。

虽然直到小说2/3处，扎迪·史密斯才通过一本偶然找到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首次提及福斯特，但其实从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始，史密斯就已经在向福斯特致敬了。“我们还是从杰尔姆写给他父亲的电子邮件开始吧”，小说这样开头；而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里的版本是，“我们还是从海伦写给她姐妹的信开始吧。”

当信变成电子邮件，当E.M.福斯特1910年代的英格兰摇身一变为21世纪的美国，那些曾在青年时代深刻影响史密斯的英国文学的传统主题在《美》之中却没有改变：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家庭关系、宗教、婚姻、情欲……但扎迪·史密斯的处理方法如此独特，她融合不同人的叙事声音，以经常令人捧腹大笑的幽默或堪称尖刻的讽刺赋予了小说一种现代的韵味，以至于它读起来不再像一本线形叙事的、十九世纪式的传统小说。

“我们拒绝成为对方。”小说从持自由主义观点的贝尔西和保守主义观点的基普斯两家人相左的意识形态展开。作为一个伦勃朗的研究者，霍华德·贝尔西试图证明伦勃朗“只是一个称职的工匠”，而美只是“‘力量’所戴的面具”。他相信“黑色皮肤并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偶然的色素问题”，并支持为少数族裔争取更多权利的“积极平权措施”。而蒙蒂·基普斯则认为“平等是一个神话，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虚幻的梦”；艺术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而少数民族群体太过频繁地要求他们尚未获得的平等权力。他主张“把‘自由主义’从文科中剔除。”《美》的很多情节发生在虚构的惠灵顿大学里，史密斯利用自己的学术经验和卓越的观察能力写出了学术环境里的种种荒诞：“在大学里，人们忘却了该如何生活。甚至在一个音乐图书馆里，他们也忘记了音乐是什么。”

当基普斯一家从伦敦搬到惠林顿，当霍华德的妻子姬姬与蒙蒂身患重病的妻子卡林成为了好朋友，当基普斯家的惹火尤物维多利亚先后挑动了霍华德和他儿子杰尔姆的情欲，当霍华德与女教授的出轨被姬姬发现，小说犹如长出了繁茂的枝干，变得丰盛而充满张力；而其叙事的线形也开始仅限于时间层面。霍华德的婚姻在小说中具有重要地位：他和姬姬是两类人，“他爱读书，而她不是；他是理论化的，她是政治化的。她把玫瑰就称为玫瑰。他却称呼其为在彼此吸引的自然/技巧的两极之间循环的文化和生物构造的积累。”扎迪·史密斯在接受企鹅出版社的采访时指出，这些差别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仁慈，以及认可不同于你的人们的存在之能力。《美》这本小说就出自这种认识。”

显而易见，这“不同于你的人们的存在”并不囿于婚姻。它同样适用于文化的冲突，甚至语言本身。霍华德的小儿子利瓦伊渴望一种纯粹的黑色，他参与了一场为海地移民争取权益的街头斗争，却参与了偷窃；而街头少年卡尔，一个英俊的、极富才华的说唱乐手兼诗人，被惠林顿大学接纳为说唱乐唱片管理员后，却依旧身处“另一个世界”。扎迪·史密斯没有描绘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乌托邦，而是在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激烈撞击的过程中展现它们各自的美和局限。作为这“不同”的隐喻，迥异的口音和不同的语言风格被史密斯屡次提及。当霍华德孩子们“令人作呕的大西洋彼岸的口音”遇上“受到加勒比海影响”的北伦敦音，当霍华德的“学术语言”遇上他妻子的“个人语言”，当背后隐含的文化或婚姻冲突被史密斯翻译至小说的、语言的层面，我们反而看到了一种正反并存的、和解的可能性。

当“我们拒绝成为对方”，我们依旧可以学会认可并欣赏对方的不同之处，无论关乎意识形态还是文化、种族抑或婚姻、语言还是口音——也许这便是扎迪·史密斯这本既严肃又嬉戏、既传统又新颖的小说像要告诉我们的东西。